人物简介：

　　王正宪，1917年3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南开经济研究所硕士，1945年秋以第八届留英庚款公费生资格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通晓英、法、俄、德四种外语。

　　曾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1-1944年），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1952年），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1952-1952年），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教授（1953-1982年），中山大学管理系系主任（1983-1985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1985-1989年）。

　　曾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大洋洲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美经济合作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方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及美国国际企业经营学会(AIB)会员，美国佩斯大学全球商业战略研究所(IGBC)学术网络成员。被列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BC)和美国传记研究所(ABI)所编的14种世界名人录。

　　他生于乱世，却切实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和骄子：优渥深厚的家世，中西合璧的教育：先后就学于清华、南开、剑桥；他满腹学识，曾师从大家李卓敏和垄断竞争经济学学派创立人J.Robinson夫人；他通晓四国外语，风度翩翩，卓尔不群……。然而与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当他满怀赤诚回到故国，却遭遇国家命运的风云巨变，时代巨轮的滚滚激流，……他怎样去直面那一肩风雨？他如何在古稀之年依然痴心不改重书未竟的梦想？……榕荫沉思，秋风不语。他给我们留下执着治学的背影，他让独立自由的思想穿越时代常青；他让如许多的人感到精神如此匮乏，亦令后来者追思不尽。本文记者将带您一道访问他的同事、学生、亲人，穿越历史的迷霭，去触摸那颗不曾远去的伟大心灵。

　　一、赤子之心爱国之志

　　王正宪先生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传奇般的大家庭，是家中最小的男丁，排名第十，三岁失母，十岁丧父，幸有兄长抚养资助。父亲王达，乃革命先烈黄兴的莫逆之交，常怀“革命救国”“教育救国”思想，曾任中路师范（即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前身）监督（校长），为徐特立先生的前任；兄长王正己毕业于北洋学府（北京大学前身），主张“工业救国”，后从事土木工程建设；另一兄长王之，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被国民政府选送至美国西点军校深造毕业，力主“军事救国”。二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派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参谋，后官至国民政府将军，代表中国政府以第四官员身份随何应钦出席日本投降协议签署仪式。

　　1944年2月，抗战即将胜利结束，中国面临着重整山河的建设局面。这一年，王正宪考取了留英庚款公费生资格（国民政府每年仅有两个经济学名额），于1945年8月怀着“经济救国”的理想，赴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于1949年国内即将解放时，放弃国外高薪聘请，偕同夫人回国。

　　“他一开口，人家马上说你讲的是牛津英语”

　　“风华正茂”———INOURPRIMEOFLIFE，是王正宪先生晚年将留英时期的照片整理成册后所作的题注。淡淡的四个字总结的是一段灿然的人生经历，更涵盖了一份难言的岁月情怀。

　　【李学柔】（管理学院原副院长、代理院长）：王正宪教授的求学履历在中山大学校史上都是比较少见的；他懂四种外语，讲得一口标准流利的英文，那些往来的知名人士，和他一交谈，人家马上说你讲的是牛津英语。

　　【吴能全】（管理学院教授）：他在南开大学时就非常出色，当时他是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注：同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汪旭庄后来提到：对王的学习成绩很佩服。）当时他的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李卓敏，李日后创办了香港中文大学，担任首任校长；我校管理学院成立后，还欣然担任名誉院长。他在剑桥的两位导师，S.Sraffa院士和J.Robinson夫人，尤其是J.Robinson夫人，与凯恩斯齐名，是著名的剑桥三剑客之一，创立了垄断竞争经济学学派。因此王正宪教授堪称接受了相当正统一流的经济学教育。

　　【司徒尚纪】（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王正宪教授英文方面的造诣，在彼时中山大学众多教授中恐怕鲜有出其右者。据说在外语学院中（翘楚）当属王宗炎教授，而在外语学院之外便是王正宪教授。建国初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些重要的涉外文献文件，乃至相关的英语学术著作的翻译、审订等，王教授都是一位主要的参与者。

　　【王晓阳】（王正宪先生的儿子）：事实上父亲的古文也是相当不错的，《古文观止》中的很多文章，他都能背，他少时受过私塾教育，私塾老师常教之以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故事，鼓励他学习圣人之道。后进入雅礼中学，这是耶鲁大学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他与我母亲结识在重庆，当时因战乱，南开大学及南开中学都迁往重庆，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我母亲则在南开中学教授数学，当年母亲拒绝了很多高官追求，最终选择了父亲就是看中他为人严正，读书勤勉，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的为人准则。

　　【吴能全】：1949年，王正宪老师回到了国内，时年32岁。当时博士学位都没有拿，因论文还没来得及做完，但岭南大学陈序经校长写信让他赶紧回来，并到香港亲自迎接他。彼时岭大预备开设经济系学科，亟需人才。我还记得他讲过，他回国后根据屠能的区位理论反对在广州建立钢铁厂，但没有成功。

　　注：1948年12月，年方31岁的王正宪撰写ANoteonFarmer’sComsumptionanditsStablizingNature一文，于1950年8月发表于哈佛大学主办的《经济统计评论》（Re鄄viewofEconomicStatistics）杂志，显示了他非凡的学术才能和天赋。1949年他一回国就直接受聘为岭南大学教授，同年曾主持岭南大学“西南经济研究所”工作，主编广州的物价指数。

　　【王晓阳】：1949年父亲匆忙回国也可以说是源于一颗赤子之心，一份爱国之情。当时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担心成立后有可能一时回不来，便决意赶在这之前回国。所以放弃了完成论文获得学位的机会，先落脚到了广州。抗战期间，父亲与陈序经先生曾在西南联大共事过几年，陈先生时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而我父亲担任研究员，是他的下属。1948年8月1日，陈序经先生出任岭南大学校长，父亲便在他的邀请下前来岭大执教了。

　　注：一同回国受聘的还有其夫人潘孝瑞，剑桥大学数理统计科毕业。

　　二、风云突至，荣华褪尽

　　1、“他只能把相当精力放在译著上”

　　1952年,全国高校模仿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岭南大学取消了经济系，第二年王正宪去了中山大学地理学院经济地理教研室。当时，他所教授的西方经济学科目（经济学原理如马尔萨斯人口论、凯恩斯改良主义就业理论等）已成为批判对象。自1950年起，在一场场接连不断的运动中，王正宪先生因为特殊的家庭、求学、就职背景，数十年间不断检查检讨，思想改造，接受审查，直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司徒尚纪】：改革开放前，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尚处于摸索阶段，我国很多经济决策与经济学原理相背离，作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王正宪先生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可惜在那种时代大背景下，他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译著上。

　　建国后举国学习苏联，大家都必须学俄文，这对于他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但他很快就可以讲俄文了，而且水平比较高。他后来翻译了相当部分俄语的学术著作。他学俄语很用功，所有零碎时间都用起来。那是在60年代，有一次，他跟我们说“很奇怪，坐公交车时见到的中大学生，没有一个在读外语的。”

　　【王晓阳】那时候王宗炎教授就住我们家对面，有一次两人因为一个英文单词的用法争起来，王教授急了，回家去拿来字典，告诉我父亲这个词是怎么来的，该怎么用。后来父亲告诉我说，王宗炎教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做学术的，追根究底，每一个词都要知道来源。

　　（注：王正宪先生通晓英俄法德四种外语，曾翻校俄文书刊200万字（包括卡列斯尼克/《普通自然地理学原理》上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地质出版社，1955-1957年；道布罗夫/《英国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59年），翻校英文文献约100万字包括（《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地理》：商务印书馆，1975年；《西萨摩亚》，商务印书馆，1977年），联合国文件20万字。所译文献涉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学、统计学、城市规划以及一般文件。）

       【王晓阳】那时候学校都是教俄文的，父亲说不行，英文还是要学，他每早都叫我起床念英语。他生活很有规律，每早五点就起床，六点半就叫我起来跟着广播学英语。那时候我家占地最多的就是字典了，每次搬家都大批大批地搬字典。记得当时家中有很多写着俄文的小卡片，他总是随身携带，就是这样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俄语。

　　2.“你可以把伽利略烧成灰，但地球还是在转动！一定不能放弃学习”！

　　【记者】：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吗？

　　【司徒尚纪】：当时经济地理系某硕士生的毕业论文王教授就没有给他通过。他的标准是很高的，他刚到岭南大学教书时，学生期末考试必须70分以上才算合格。

　　那时有些他认为平庸的人成了博导，他就说这样的人也可以做博导？很惊讶。他认为博导应该是学问渊博，水平要很高。他觉得老师指导学生，得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滴水啊。后来我也当了博导，我就会不停地反思，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标准，有没有符合王老师的要求。我也希望学生能够像当初的我们一样受到老师学术、人格的双重影响。

　　【记者】：王教授给了您很深的影响啊！

　　【司徒尚纪】：是的。我1962年进中大就认识他了，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都有来往。因为文革我曾离开中大去外面劳动、工作，唯一没有中断联系的就是王老师。

　　我一进地理系就听说王正宪教授以治学严谨、精通数种外语而著称。他给我们开的几门课，像统计学、工业经济与工业地理、经济地图等，多不是他原来的学术专长。但他很快成了这些学科方面的专家。我在中大那5年上了他三门课，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出去了，很坎坷，做过仓库管理员、报矿员、农校采购员等。尽管当时没有条件从事学术活动，但他经常来信，告诉我专业是不能丢的，告诉我们知识是有用的，不败的。你可以把伽利略烧成灰，但地球还是在转动！一定不能放弃专业、放弃学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这种现代化背景下，是不能不靠知识的。

　　正因为他的不断鼓励，1978年政策允许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马上报了名，后来我们同在一个教研室，我当时学的是历史地理专业。几十年一直受到王老师的教育。他总是提醒我，只学俄文不行，还是要学英文，我考上研究生后回来，王老师就把他50年代用的俄英字典及建国初在海外买的字典都送给我，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架上，他一直都很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3.“很正直的一个人，从不弯腰，不为别人的意志左右。”
　　“他是很有远见的，他对学科的把握超过了其他人。”
　　“他知道……只有科学与学术是永恒的。”

　　【司徒尚纪】：他是很正直的一个人，从不弯腰，不为别人的意志左右，就是那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光我受到他的影响，连我的孩子也不例外，小的时候经常带她去王老师家，去了就是问小孩读了什么书。后来小孩去中央戏剧学院读戏剧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她要做自由撰稿人，市委宣传部、电视台要她都不去。王老师就说这样好，这样才有骨气，有个人的追求。

　　【记者】：看来王教授特别注重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

　　【司徒尚纪】是啊，在地理系的时候，他备课很认真，而且特别注重独立思考和启发式教学，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有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出了这样一道课后题：美国政府50年代出了白皮书，说美国兵在朝鲜战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而每年全国的死亡率也是这个数字。但美国民众却很不满意。他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解释站不住脚呢？然后王老师并不直接解释，而是要你思考。后来听他说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本土包括所有的民众，有老人，有小孩，有很多自然死亡的，而去朝鲜的都是壮丁，这个比例就高了，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这就是统计学上的基本概念，统计的对象不同，基数不同，使得政治上可以掩盖真相。你看多少年过去了，我都老了，仍记得王老师是这样讲统计的，印象依然那么深刻。

　　虽然王教授的主业不是地理，但他很有学科眼光。就我们学科来说，70年代国外已流行计量地理，就是将数学运用到地理学上，精密地表达地理现象。现在它已发展为地理信息系统了，就是GIS。可那个时候国内还在用文字描述地理现象，，它没有数学作为支撑就显得很单薄。那时候国内还在搞运动，很多人对这个学科的前景和方向感到迷茫，王教授凭借他深厚的学术底蕴，根据国外的学术动态和成果，不止一次地讲，要引用计量地理这个方法，给学生开计量地理课程，用这种技术研究工业发展和布局，而不能仅凭经验和感觉。这说明他是很有远见的，他对学科的把握超过了其他人。类似这种事很多。

　　注：1958-1966年王正宪先生参加、编制《广东省地图集》，担任副主任，并任其中《广东经济地图集》主编，该图集曾列为国家计经总局协助指导的重点省区地图集，1972-1973年出版，分几种合订本（列不同密级），具有广泛使用价值，为制图学术界所肯定。1979年获广东省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记者】：王教授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怎样的？

　　【司徒尚纪】：受苦喽！因为他的过去，特别是在海外的经历。过去几十年国家各种运动不断，每当运动来了，他免不了要受到冲击，但他不会曲意迎合，而是保持个人的意志和立场。

　　有些人就会说违心话，说（运动）怎么好怎么好，但他不会。他很正直，讲话不会躲躲闪闪，丁是丁，卯是卯。像他这种人在运动中，什么时候都不会弯腰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足以把他打倒，幸亏当时地理系相对宽松平静些。

　　王老师学过社会统计，他知道古今中外的政治运动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只有科学与学术是永恒的。他从不去介入这些。他对事情的看法成熟而坚定，在历次运动中都尽量保持距离。文革初期，到处可见大字报，揭发所谓反动行为，进行表态，他从来没写过这种。不会今天讲人话，明天讲鬼话。我记得只看到他的一张大字报，叫《这是否文字狱？》，很小，贴在老地理系报告栏。那个时候随便写些什么文字，都会有人给你扣帽子，上纲上线。他那篇大字报讲什么呢，就是讲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文字狱。但他用的是疑问语气，而不是咄咄逼人，他引用清沈德潜改自《论语·阳货》而因之获罪的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间接批判文革初期对干部及“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也是一种文字狱，以此警示。此时运动才刚开始，这就是他的勇气和胆量啊！那时别人都懵懵懂懂，跟着上街，他能冷静地看透，看清这种运动的不正常。

　　“他说，对于一个人来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最基本的，时时记住是祖国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报效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

　　4.“彬彬有礼，很有绅士风度，毕竟是吃过洋面包的人啊”

　　【记者】：据说王正宪先生生活很朴素。

　　【司徒尚纪】：是，他家里几乎没有什么摆设，，他不会去追求什么奢侈品。他喜欢旅游，他的拐杖就是一把雨伞，说这就两用的！总是自带干粮和水，带很少东西，生活很节俭。
　　还有单车，他和他爱人潘老师有两部单车，都是当年从英国带回来的，修了又修，牌子是“三支枪”，一直跟着他。足足用了40年，平时去教研室或买菜都骑着的。直到不能骑了就放在家门口。

　　平时的生活用品也都是旧的，没什么特殊的地方。不过在正式场合他还是很讲究的，彬彬有礼，毕竟是吃过洋面包的人啊。这成为我们那个时代一些人心里的向往！

　　【记者】：有令您印象深刻的细节或是……

　　【司徒尚纪】：有！读书的时候，他把在剑桥大学读书时的照片给我们看。那时我们这些泥腿子，到他家里，他就给我们讲外面的故事，我们倍觉新鲜，就觉得要有所追求。那时候现在的梁銶琚堂是一片草地，定期放映电影，王老师每个礼拜都穿戴整齐，西装革履地和太太一起去看电影。那时候我们就想以后要像王老师一样受人尊重，有绅士风度，才不枉是中大出来的学生。

　　他的谈吐、待人接物、在公共场合的出现，都带着英国绅士的烙印。待人有礼貌、注重形象，很有修养。像讲话，如果你不了解他可能会觉得有些疏远，但他不是盛气凌人，而是有一股正气在身，感召他人。

　　也是这种气质，使他在政治上屡屡受到不公正的对待和冲击，去干校劳动过，成了牛鬼蛇神，（最后）风风雨雨都挺过来了。

　　三、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1985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成立，王正宪出任首任院长。烈士暮年，壮心不已，他不顾年迈多病，以超乎寻常的目光与远见，高屋建瓴，精心谋划，呕心沥血，日夜劳碌，“为建立这个（管理）学院折寿五年。”他曾如是说。

　　如今，绿草如茵的逸仙大道旁，管理学院大楼静静矗立，它定然铭记着二十七年前，那位就任于古稀之际，奉命于草创之间的老者，是他为中大管理学院“打造商界黄埔军校”建构了最初的蓝图。

　　1、一个大专生，怎么能陪厅长出国当翻译呢？这不是（当时的）管理学院教给他的吗？

　　【李学柔】：管理学院为什么几十年来能相当稳定地发展前进呢？这里面一定有不寻常的东西在起主导作用。王正宪教授年近七十承担起创建管理学院的重任，他常说：“为建立这个学院折寿五年。”我认为管理学院能有今天，王正宪等老一辈先生厥功至伟。

　　首先，他为学院留下了一个团结向上的好作风。他为人正直，治学严谨，作风正派，没有官僚架子，没有歪门邪道，没有腐败行为，不趋炎附势，不搞帮派，与老师们团结共事。这种作风影响至今，为管理学院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内部环境。

　　其次，他充分利用自己的海外资源，为学院引进海外人才和国际管理知识，奠定学科架构。在他任内建立起企业管理、审计、酒店管理三个本科和硕士研究生专业、一个外经会计大专。当时学院师资十分缺乏，又没钱，但每个学期都有数名外籍教师任教。其中最出名的有两个，一个是美国里根总统财政部司局级官员，叫施于民，是华人；还有一个是美国某管理学院前院长威廉斯和夫人。都上了一年多课，所以管理学院甫一成立就是用英文上课。连大专生都不例外。2012年有个85级会计大专的学生给我电话，说要给我们某基金捐200万，就是这个学生毕业以后分到财政厅，过了一两年竟然能陪厅长出国当翻译。可见虽然管理学院初期老师少，水平也不是很高，但培养出来的学生却是很优秀的。这正是源于王正宪老师在学院建立之初所形成的良好的办学策略和方针。建院初期学院的办学资金大部分来自海外捐赠和国内的合作者；也是在他的领导下，学院财务获得何氏基金会和其他捐赠方的高度信任和支持。

　　可以这么说，改革开放之初，他为创建一个具有时代精神并领先前沿的管理学院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

　　2.”只三年功夫就把中大管理学院这个品牌变成全文科院校中最好的管理学院”

　　【邱忠平】(管理学院原党委书记)：管理学院建设之初有三大困难：一、没有钱，学校经济专业老师的工资和备课的纸笔没有经费支持；二、师资缺乏，仅有二十几个教师，经济学、会计学、统计学等学科老师都不足，课都开不出去；三、没有图书资料和教学设备，上课的课室都没有，办公的地方原在社会学系，后来搬到数学楼二楼，更谈不上图书馆、实验室。但王正宪教授说：“国家需要人才，我们工作再困难，也要迎着困难上，一定要把管理系办好。”

　　虽然硬件设施跟不上，软件条件也有所欠缺，但并不影响他以长远的目光指导管院建设，严谨办学。对于学生严格要求，招生把关录取，回来要汇报录取学生的情况。他要求学生一定要学好西方经济学和经济学概论，要会讲流利的英语，学生在宿舍里要求用英语交流。并且要求学生要为国家富强而读书。

　　他说，对于一个人来说热爱祖国，热爱家乡是最基本的，时时记住是祖国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们，报效祖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义务。

　　他还说做人要具备四种情感，即对国家有感情，对家乡要有乡情，对父母要有恩情，对朋友要有友情。

　　对于老师，他亦以世界名校标准来要求，一方面聘请外籍教师，特别是名教师前来任教指导，另一方面，对教师讲课也严格要求，要有科学性，时代性，要求联系实际，生动易懂。他经常讲我们的学生将来要走遍全世界，要做外国人的生意，所以一定要向外国人学习，要懂英语，要懂西方经济学理论，要与世界接轨。

　　他虽是民主人士，但十分拥护党的领导，支持党的工作。我和他共事几年，他跟我说，你是党总支书记，做党的工作，我是系主任，管理教学，在工作中要相互支持。工作中，我不瞒着你，你也不要瞒着我。在实际工作中，我们合作得很好，大家相互尊重，有商量，他在退休时对我说了一句话，“我们是最佳搭档”。

　　【吴能全】：他从1985年任职到1988年，只三年功夫就把中大管理学院这个品牌变成全文科院校中最好的管理学院。作为学院的创建者，他有着一套独特的发展模式和策略。

　　首先是国际视野，狠抓英语教学。早在八十年代初期，我们读书那时，他选用的教材就是原版书，像萨缪尔森的《经济学》和金德尔伯格的《国际经济学》，让学生尽早接触国际一流的学术思想。其次是现代化手段，做好信息化教育，当时在计算机方面，软件学院都没有我们做得好，他很注重科学方法和手段的教育。

　　再有就是务实与创新。务实就是能针对老师的实际情况，量力而行；创新就是早早提出《国际企业经营与管理》的课程建设，把我调入管院就是为了开设这方面的课程。记得王教授选用的英文教材是S.H.RobockandK.Simmonds写的InternationalBusinessandMultinationalEnterprise，中文教材是李兰蒲在香港出版的《国际企业论》），1988年3月他就创办了国内第一份商学院院刊《管理评论》（见第1卷第1期，副标题是国际企业经营特刊）。

　　【记者】：吴老师您作为改革开放后，经济系招收的世界经济方向的第一届研究生，对于王正宪教授的教书育人，有哪些感受？

　　【吴能全】：说一下我们当年入学考试的题目吧，他出了这样一道题，“一户人家着火了，人民币、外汇券、债券、有价证券还有其他实物，全被火烧了，问哪样对个人财产有损害，哪样既对个人又对国家有损害，哪样对国家有利而对个人有害等等。”一层层的，出题很活呀！他的目的是考学生对知识的活学活用，如果答得好，就加倍给分。听师母说，有一次期末考试，他足足花了三天时间出考题。现在哪有这种教授？

　　他治学是相当严谨的，并且也这样严格要求学生。他在《论撰写经济学科学位论文的几个关键问题》一文中的看法，可以说是其治学理念的精华。说一篇论文，首先要有创新，一定要富有原创性；第二个就是分析技术上的优越性或数据资料上的独特性；第三是对知识的真正贡献。如果三者都能达到，就可以认定是一篇优秀论文。他的这套既简单又严格的评价标准，不仅指导我写出优秀论文，我也这样要求自己的学生，发表了不少优秀论文。

　　3.“大经济学家，大教育家，可以用这两个称号来形容他”

　　【吴能全】：他还有一个观点，也影响了我一辈子，那就是结合中国的实情来进行经济学、管理学的研究。当时很多人自觉不自觉地崇洋媚外，多是写外国的东西或用中国的数据套用外国的理论，但受他的熏陶，我们基本上都是研究中国的现实问题。像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我国利用外资的，另一个同学研究的是海南经济开发区，还有个同学则写我国的汽车工业。这些研究都受到政府和学界的高度重视，不仅研究成果能早早在国家级优秀刊物上发表，而且对我们找到好的工作和日后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一直要求我的三十多个博士也挑选国家急需发展或国内企业急待解决的问题展开研究，独自坚持了十几年，终于迎来了开花、结果的时候。

　　我觉得我的导师非常有智慧，不但是个大经济学家，更是个大教育家。

　　他最大的本事是因材施教，能根据不同学生的情况制定一个完备的培养方案。他招的第一届世界经济研究生，都是工农兵学员，加上我一共三人，。两个只念过初一，一个念过高一，均没什么数学基础。他给我们开了十八门课，包括微积分、概率论、数理统计等等，大部分属于补课性质，并规定“反正你们和本科生一起读，没有这些分数，你就自动淘汰。”像我连平面几何都没有学过，起码学了解析几何，你才能读懂微积分呀。所以第一年过年，我就没有办法回家，因为不及格呀，开学补考再不及格就要遭淘汰！后来我明白了，没有他给我们开列的那些课，我们就没有办法展开研究乃至做到今天。现在学经济管理，都要会数学、统计学。就这样，我们三个没有读过正规大学的学生，经过他两年多、三年的训练，现在有两个当了教授，一个做了企业家。其中朱家健同学，在创业前还当过岭南学院的副院长。从中可以看到他在教育方面的功力。

　　【记者】：看来，王正宪教授不仅培养了您这样优秀的经济学学者，更传播了一种经济学研究方法，您是传承了他这一派的学脉呀！

　　【吴能全】：确实是种传承，像我之前就是个小学生，初一嘛，都没受过多少教育，他把我们这种水平的人锻造提升成为一名学者。我现在还记得将论文初稿给他看时的样子：先是将我批得一塌糊涂，再是告诉我论文标准，最后才提出改写意见。我第二稿给他，他便推荐将理论部分在中大学报上发表，当时我还没毕业，很多教师都发不上去；第三稿给他，他不仅将我的硕士论文当成管院的样本文章，而且还积极推荐我到南开攻读博士。

　　我的博士导师南开大学校长藤维藻先生、北大陈岱荪先生和武汉张培刚先生在生前不同场合都表达过，王正宪教授是真正融会贯通中西经济管理知识的杰出人才，他尤其知道怎么用西方理论和方法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我比较好地继承了他的这一优良传统，如果自大一点地说，我还有所发展。因为我和我的博士们已经写出有关我国发展模式的经济理论和我国企业管理的独特模式（上下协同演化论），这些成果正在国内外一流刊物上陆续发表。

　　此外，我还对他的二三事有印象。像在交友上，他不会只局限在专业领域交流，很愿意跨学科交朋友，认为经济管理专家必须是复合型人才。（他曾说“除了会计学，他什么财经管理课都喜欢上。”）他和历史系专门研究经济史的梁方仲教授关系非常好。第二件是他的节俭（略）；第三件就是他还会讲一口流利的广东话，湖南人嘛讲广东话干什么？他说他要本土化，和当地人、老百姓打成一片。所以我现在也学会了广东话。我要求我的学生除英语外，二外就是广府话，还要学潮汕话、上海话。学生问我为什么？我说：“眼下中国大多数有钱人都讲这几种方言，你连富人的语言都听不懂，那你搞什么商科。”这就是从我的导师那学里来的，既要国际化，又要本土化，适应当地的环境。

　　注：知名学者华中科技大学经济学院孙鸿敞教授曾著《评王正宪所著<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一文（载于《江汉论坛》2003.01），谈到：

　　《经济学与中国经济发展》论文集收录了王正宪教授1980至1999年期间撰写的部分论文，讨论涉及当代经济学的性质、研究方法、在我国的适用范围等问题，以及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问题，是一部颇具特色的著作。

　　“引论”是一篇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三大历史教训的总结，文章指出:“应当承认，在改革开放以前的我国，在苏联以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过去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是失败的。”，他认为“有三大历史教训必须记取:忽视经济发展、否定市场经济，以及不承认有经济科学的存在。”并直率地批判了曾经风靡一时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在时间、空间两方面都具有博大的视野和深刻的思维。

　　在“经济学”这个部分中，作者对当代经济学的教学方针作了多方面的探讨。他在行文中跨越了基础理论、经济史、经济思想史、发展经济学与国际经济学的界限，融会贯通地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显示了一种高屋建瓶的气概，对于重新认识教条主义的危害，以及何谓“庸俗经济学”提出了自己的见解。并专文强调指出，发展经济学正是我国经济学界必须重视和研究的。

　　在“中国经济建设”这一部分，他列举了推行计划生育、建立统一的国内市场，以及人力资源开发三方面的问题，指出像我们这个跨越资本主义社会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在现代化过程中尤须注意克服封建意识的流毒。

　　对于我国学习东亚四小龙，搞外向型经济的发展战略他并不认同。而是认为尽管经济特区对创汇、对引进国外先进技术与管理经验有一定贡献，但对解决我国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仍有很大的局限性。像我们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大国，具有丰富的资源和广阔的市场，主要应面向国内。另一方面，他认为面向国内，采取“广义的进口替代战略”，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波动对我国的影响。

　　在研究西方经济学方面，他强调既要善于做到洋为中用，又要避免对国外经验的生搬硬套。他特别提到凯恩斯以通货膨胀政策救治资本主义周期性危机的事例，列举了我国现实条件与西方根本不同之处，认为决不能采取通胀的办法来解决我国的经济问题。

　　上述种种深刻洞见多为2008年全球性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的最新经济发展转变战略所验证。其论述精辟，观点鲜明，烛照现实，一些于改革开放之初所作的论述即使今天看来依然具有战略指导价值。

　　【王晓阳】：其实父亲终其一生都未曾忘记过“经济救国”的理想，只是在他年富力强的前六十年里时运不济，憾未能偿。因之改革开放后，当国家需要时，他虽已届高龄，仍义无反顾，倾尽全力。这是一个契机，也是他一生为之追求的理想。

　　结束语：“如果要概括一下父亲的特点，那就是学识渊博，英语很好，要求严格，生活规律到近乎古板，十分节俭，喜欢看书、旅游、听古典音乐；很正直，不说大话、空话、假话。”在短暂的回想后，王晓阳先生这样总结。

　　没有赞美，没有荣耀，平淡却又如此不凡：一位情系家国的学者，一位淡泊儒雅的绅士，一个诚实正直的大写的人。2004年9月10日教师节这一天，他静静地走完了坎坷不凡的一生，永远离开生活了近半个世纪的康乐园，然而他的学识、精神，他的品格气质终将与康乐园同在，在这里沉淀、生发，在这里一代代传承下去……（完）

　　注：鸣谢李学柔教授、学校档案馆。